王義桅
  近日,法德先後就監聽事件向美國表達強烈不滿,引發各方關註。實際上,斯諾登引發的監聽事件,只不過是美歐裂痕的一個藉口和表象而已。
  法德在時機上的選擇頗有深意。斯諾登事件從發生到現在已經四月有餘,為什麼法德在過了這麼久之後才向美國“討說法”?除德國國內選舉結束,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是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係協定)第二輪談判舉行在即。TTIP第一輪談判在9月份,歐盟急於提升歐洲在世界事務中的話語權,積極推動美歐自貿區,因此把監聽一事暫時放在一邊。但現在形勢又發生一些新的變化。本月18日,歐盟和加拿大達成自由貿易原則性協議,這是八國集團內部第一個自貿協議,對重新制定全球規則影響深遠。既然要參加規則重新制定,歐盟當然要迫切保護自己的利益。與主張減少金融監管,推動金融自由化的英國、荷蘭等國不同,法德等國家要求在新一輪的全球化中加強監管,保護自主權。而監聽事件恰恰觸碰到法德等國的痛處——監聽範圍已經不僅限於對公民的監聽,而是涉及到歐洲國家領導和歐盟機構,內容可能涉及銀行監管和賬戶安全等,它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隱私問題,而演變成信息安全問題。
  憤怒的歐洲人既擔心自己的銀行體系被美國控制,也擔心中了美國的政治圈套,不僅沒有從歐美自貿區撈到好處,反而喪失更多話語權,令國際地位進一步衰落。因此,德法在這個時候對美國施加壓力,同時也是對英國、荷蘭等國施加壓力,要求加強金融監管。
  這實際上暴露出美國和歐洲,包括歐洲內部由於利益分化、發展模式差異和價值觀分歧,已經漸行漸遠。
  首先是利益分化。在第一輪全球化過程中,美國和中國以及其他新興國家是明顯受益者,而歐盟最後發現自己才是全球化的受害者。歐洲國家不斷被新興國家超越,歐盟確確實實感覺到壓力。比如IMF改革,每次都是犧牲歐洲國家的席位讓給新興國家,而美國的席位數紋絲不動。權力轉移更多發生在歐盟日本和中國之間,而非中美之間。歐盟的情緒隨著時間的積累越來越重。
  其次是發展模式差異。2008年金融危機在美國首先爆發,歐洲藉此嘲笑美國金融自由化失敗,指責美國發展模式有問題。但後來金融危機蔓延到歐洲,美國又嘲笑歐洲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行不通。美歐之間相互指責對方的發展模式有問題,實際上暴露出雙方早已不在一條道上行走了,這也是歐盟要更積极參与國際規則制定的重要原因。
  第三是價值觀分歧。以前歐美聯手對付蘇聯,但現在蘇聯沒了,這個價值觀同盟就顯得有點空了。最近這些年裡,美國在有關表述中很少使用“西方”一詞而選擇“國際社會”。只有歐盟和日本總講“西方”。實際上所謂的“西方”已經名存實亡,無論是在意識形態還是價值觀或者制度上,歐盟和日本也發現不是那麼回事。在“西方”內部,以英國、荷蘭為代表的盎格魯—撒克遜自由資本主義模式與歐洲大陸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分歧和競爭越來越大,“西方”的價值觀已經分裂成不同的模式,而從全球來看,也是如此。當然發展的共通性是有的,但那種共通性全球都有,並非“西方”獨有。歐洲的失落以及對美國的不滿早已有之,因此,此次的監聽事件,只是歐洲人的一次集中爆發。▲(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編輯:SN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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